编者按：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表达对抗战英雄的崇敬，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学校党委宣传部、离退休工作处于今年5月共同组织校报记者站、校园电视台采访了我校离休老干部、抗战老战士康克钰和抗战老同志魏云祥、田枫。在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到来之际，我们将相继发布三位老革命的采访内容，倡导全校师生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戮力同心为实现学校“再次腾飞”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2015年4月29日上午，我们沐浴着清澈明丽的阳光，轻踏着斑驳的树影，来到了成中医人南校区，一位92岁高龄的革命老人已在等候着我们。

初进康老家，第一印象就是简朴，旧沙发、旧藤椅、旧电视等等，粉白的墙上挂着许多老照片，即便一切多么陈旧，却仍打理得整洁有序，让人倍感舒适。

康老十分热情地把我们迎进房间，不停地招呼、寒暄。看着他前后张罗、精神矍铄的样子，不禁内心感叹，这哪像90多岁的老人啊！

之后，我们都静静地坐下，静静地等待着，这个革命经历丰富的老人，将要叙述的他的革命故事。

“抗日救国我不要落后”

康老名叫康克钰，山西省吕梁市兴县人，出生于1923年，如今已92岁高龄，1935年12岁时就参加了革命工作。

康老说：“1935年的时候，我12岁，当时还在读小学。因为战争，在北京清华大学这些学校读书的兴县老乡就回来了，在当地小学当老师。那个时候，兴县的抗日救亡活动就开始活跃起来了。牺盟会的活动，我在1936年和1937年都参加过。因为我就想，他们许多人都在搞活动，我不要落后，我也要去，抗日救国我不要落后，就算凑热闹我也要跟着走。当时12岁，还很小，登记的时候工作人员问我能干啥呢，我想我能干啥，人还没有墙高，我就说我要搞救护。”

当听到康老12岁就主动去参加革命运动时，我们都很惊讶。12岁的年纪，不是应该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吗？伴随他们的不应该是琅琅书声、欢颜笑语吗？那还是懵懵懂懂的年纪，那还是应该在父母怀里撒娇的年纪，而康老却毅然决然地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参加革命工作。不论是康老在那个时代参加革命的勇气，还是满腔的爱国热忱，都是我们值得尊敬和学习的。

“我们募捐，买飞机，打日本人”

牺盟会是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的简称，于1936年9月成立，今年是成立79周年。据我们所知，牺盟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整个抗战期间，牺盟会始终是把巩固发展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作抗日救国的生命线来维护，在山西省境内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民主运动，组建抗日民主政权，开创革命根据地，为党政军培训了大批干部，组建了强大的抗日革命武装。最出名的就是山西省青年抗敌决死一总队，简称决死队，之后还有许多共产党人组建胡二大队、三大队……康老谈及这个革命武装时十分激动，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讲述有关这支部队的事迹。当问及他为什么会在那么小的年纪参加牺盟会，都做些什么工作时，他语气轻快地向我们娓娓道来。

1936年，康老的哥哥、姐姐、侄子都在太原，兴县老家就康老一个人。家人们担心康老一个人容易在社会上学坏，于是就把他接到太原，到太原以后，康老发现太原人民的抗日情绪更加高涨，抗日气氛更为浓厚，牺盟会在太原也是最活跃的，康老加入了太原的牺盟会。

康老在回忆太原时期时说到：“我记得当时的儿童节，是4月4日，不是6月1日，牺盟会活动很多，我们小学生干什么呢，在大街上搞募捐，搞游行。我们募捐干什么呢，买飞机，打日本人。”

卢沟桥事变以后，7月初，正是暑假，日本飞机对太原进行狂轰滥炸，不得已，康老随家人再次回到兴县老家。

“回来以后我就参加了一个救护会，由学生组织的，也是牺盟会的外围组织。当时兴县的旧政权，在日本打过来之前就跑路了，牺盟会就委派一些干部接管了政权，一二0师部队来兴县的时候设立的办事处，后来发展成了一个党的组织，都是共产党员。牺盟会取得政权了我们又在做什么呢，我们就演戏，进行为期两个多月的宣传活动。”

当时，为适应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干部的急需，牺盟会将“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作为培训、储存抗日军政干部的重要基地来抓。“七七事变”后，培训干部更成了各级牺盟会的重要工作之一，兴县县委也开设了军政训练班。

“当时办的军政训练班，老师一部分是延安过来的，一部分就是本地牺盟会干部。大多数学员也是本地的，我也去报名，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抗日救国的我就要去，不管选没选上，也要去，后来选上了，在里面学习了一个多月就分配出去了。我们就是青救会儿童团，都是13岁左右，大的也就15岁。”

“路一定要走对，一定要坚持。”

我们惊叹于康老幼年时参加革命工作的经历，却也对康老迟迟没有入党的事实感到疑惑。对此，康老也是诚挚向向我们叙述其中缘由。

“我的家庭成分和别人不一样，我们家原来是地主，后来破产了。我祖上是做大官的，他的侄子还做过两广总督，到我祖父一代就没落了，我是第六代，我大伯父死得早，他的儿子很败家，我父亲在兄弟里排行最小，靠几亩土地过日子。我父亲也参加过同盟会。”

从康老的叙述中，我们知晓了他父亲对子女产生的巨大影响。康老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父母要求家里所有人都要读书，儿子、女儿、媳妇都要读书，康老的姐姐就是在太原读书，也是在太原入了党。

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康老入党的时间较晚，然而，这并不影响他一直坚持走在革命的道路上，他在采访过程中不止一次的强调“路一定要走对，一定要坚持。”

当时的兴县，政治环境极为混乱，有军阀阎锡山、国民党、共产党。牺盟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成分复杂，康老跟共产党方面还没有深入接触，所以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

“我们这些小的呢，就在医院当救护”

日本打过来了，国民党部队撤离太原退到兴县，驻军黄河边上，准备退守到黄河以南。共产党的力量就全部收缩进入大山，建立革命根据地。

“我们在根据地大概住了三个多月，比我们大的人就加入了游击队和自卫队，我们这些小的呢，就在医院当救护，就是卫生员。后来我们又被送回兴县继续上学，我们就在学校里组织了儿童团，继续牺盟会工作。半年以后毕业去哪里呢，去延安，但是我没去，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对延安的情况不熟悉，我在本地很熟悉啊，土地革命刚刚结束，农民和地主的身份都是两眼看待，我的成分就是地主，但是在兴县，这里的人对我是知根知底啊，都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康老面对我们侃侃而谈，丝毫没有倦态，回忆如洪水般袭来，使得他兴奋不已，然而他思路清晰，说的有条有理，。

抵住诱惑，走对路线

“那个时候，阎锡山想要在山西扩大军政力量，以此和国民党争地盘，和共产党闹别扭。别人不愿意去怎么办呢？他就想到一个办法，就是巧立名目，打着搞建设要招人的幌子，一个月工资10块钱。在一个多月之后，阎锡山突然就叫参加建设的人去参加敌工团，敌工团干什么的呢，它就是一个特务组织，它明面上是阎锡山建立起来对付日本的，实际上却是用来监控山西境内各个抗日根据地的，这个时候了不去不行啊。我能抵抗住诱惑，你给我再多钱，我也不去，我在县内还是当教员。”

从康老坚定的语气中，我们能深切体会到康老对革命的坚持，对党领导的坚持，对自己走的路的坚持。康老主要给了我们两条衷告，一是要走对路，二是要有一技之长。

“党把我派到哪里，我就去哪里”

“1939年以后，我在县里搞起宣传队，我觉得在学校当教员没意思，我就跑到宣传队去了。开始是青年宣传队，后来就扩大了，扩大了之后，就成了青年团，我就在青年团第一连担任事务长，这也是我的老本行，搞会计工作，之所以我搞会计工作，是因为我对数学有兴趣以及受我母亲的影响，母亲从小就教导我说：‘家有黄金盖起楼，不如一艺在手头。’你如果自己有本事，才会有好处，有本事，有知识，人家偷不了。一个是走的路要对，一个是要有知识，这也是我们家世代读书的原因。对于搞政治，我没有那种能力，我还是去做我的老本行。1939年，我开始慢慢学习党的一切，坚定不移地跟着党走，在当时那种环境和条件之下，我是经受住了党对我彻彻底底的考验。我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忠诚不忠诚，党组织要看到底，所以我要慢慢来，一要踏踏实实，二要认认真真，考虑自己、考虑别人，并且不要上当走了歪路。1940年在加入青年团之后，我被派到团准备部，对此我毫无怨言，党把我派到哪里，我就去哪里，坚决服从党的安排。”

“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康老刚刚投入工作一两个月，因为环境艰苦，物质条件差，他染上重病，附近没医院，就回家去休养。病好以后，部队编制也改了，找不到不对，康老只得去找县委帮忙找工作，康老去了一所中学去当教员。那个时候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一个月康老就要搬了两三次家。他们那时候住在破屋里，没有床就拿门板代替；没有交通工具和载重工具，所有东西都得自己扛，那里没有教室，一个板凳、一块木板就能当桌子。去了两个月之后，康老背部严重受伤，不能下地走路。之后又回家修养、看病，两三年后才康复，学校不知道搬到哪去了，康老只能又去县委找工作，那时候找工作好找，在县委的帮助下，康老到税务局工作，不久之后就发生延安整风运动。

“在当时，有几个文件到处传阅，那时候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写的真的很好，使我对党的认识更加深刻了，同时也让我受益匪浅的还有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这个应该就是社会发展史吧。当时那么苦，为什么我能坚持下来？就是因为读书！要有组织，才能实现理想！刘少奇同志还强调，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其实社会发展都是这样，什么都不能缺。每个人都应该术业有专攻，你不可能全部都学会，每人都会一项，这才是社会，如果不是这样，你是发展不了的。一个人要走对了路，就要一直走下去，不仅你要一直走下去，你还要让其他的人也看到，这样是没有危险的，这就是我入党前的工作经历和思想历程。

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贪欲

解放军南下解放四川，1949年康老服从组织安排，到达成都，在川西日报财务科工作。1953年，康老被分配到四川日报工作。

“在成都工作期间，我没有升过职。我在市政府干了二十几年，机械局、化工局、学校，我都呆过，我作不了官，因为我脾气怪，看不惯一些东西，我也有缺点，就是我不会看形势。在轮机厂的时候，他们给了我20多个学生，让我办学校，以前我办学校都是白手起家，但我在轮机厂时，人家拨了1万来做学校，我按照原先方式弄，看不清形势，结果不能满足学生要求，导致师生矛盾突出，最后就不办了。”“我是搞财务的，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贪欲。现在有些人，为了一己私欲，不择手段，这套是绝对不能用在财务上的，其他工作也是如此。我工作几十年，没有一丁点的污点。我在有权力的情况下也不会那么干。”康老就是这么一个坚持原则的人，我们突然明白为什么康老的家里如此简朴，不论是装修还是家具，都是旧式的老货。如此简单刚直的人，在我们眼里，那是相当可爱可敬可亲啊，康老那因为无情岁月而略显佝偻的身影，此刻却显得如此高大伟岸、魁梧挺拔。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康老感慨道：“这些年来，中国的发展起起伏伏，现在习近平同志当了主席之后，对之前有了一个较好的总结，但发展到现在，思想政治教育还需要加强，要增强学生的实践本领，这是一个大问题。应该从小开始。”

对于新一代的青年学生，康老诚挚地说：“（青年人）必须要实践！就拿成中医的学生来说，学医学，必须要实践！要去医院实践学习，不要走过程，一定要认真地学！实践就是主要问题!”

在康老家里聊了一个多小时，着实获益匪浅，出来后感觉阳光更加明媚，他的精神，他的经历，他的思想，必将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图、文/校报记者 郑川军、曹俊鹏  编辑/罗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