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十大落马贪官堕落曲线
如果将反贪与贪污的较量简单形容为攻与守，那2011年的大陆反贪攻击则可以形容为章法有序，推陈出新。而通过分析今天相继落马的十大贪官，不难看出这些贪官出事的前因后果，以及整个反腐体制的运转情况如何。
反腐手段趋于技术化
进入2011年，反腐流水线的标准化趋向开始更加明显。一方面，大陆第一个两年制“反腐硕士班”已临近结班。这个特别的班级，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与中国人民大学的一项合作成果，起初是有感于检察系统的反腐部门缺乏大量专业反腐人才。在具体的学科分类上，定位在了职务犯罪侦查方向，教学采取双导师制，每位硕士生抽取证据法教研室一名教师，同时安排一名检察院兼职教授为合作导师。
外媒报道称，这批30人的反腐硕士班学员已接受专业的讯问技巧，以及测谎训练。报道援引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家弘的话说，他希望自己带的这些学生能成为中国反腐领域的先锋，但他也说，预防腐败比调查和惩罚腐败更重要。
与何家弘的言论呼应的是，大陆各级检察机关在2011年初也启动了一项有关预防职务犯罪的年度报告制度。2011年“两会”上，年度报告作为检察机关一项重要的创新性工作，被写入最高检工作报告。这一制度的确立，旨在加强对省市县三级范围内的职务犯罪发案规律进行分析。最高检职务犯罪预防厅对外透露称，这些报告将为中央制定决策提供重要参考。
比如一月份的浙江省人大召开前夕，浙江省检察院就向省委报送了一份《2009至2010年度我省职务犯罪发生情况、发展趋势和预防对策综合报告》，这是大陆第一份省级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年度综合报告。报告从查处案件总体走势、人员区域分布、案件罪名分布、案件行业分布、人员群体分布等5个方面，对该省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基本情况进行系统深入研究，从中分析出该省职务犯罪的新动态。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同时通过对2009年以来该省查办案件较多的七个行业的案件特点进行了分析、归纳，还对今后一段时期浙江省职务犯罪发展趋势进行了有限度的预测——浙江省查办案件较多的7个行业是教育、医疗、城建、国土、公安、国企以及农村基层组织。
在今后一段时期，频发的权钱交易犯罪、继续演变的犯罪形态、还在增多的窝案串案、仍然多发的大案要案等也还是发展趋势。
随着各地的报告陆续上报，一些贪腐新动态也随之浮出水面，比如犯罪领域向村官延伸、民主党派中的职务犯罪时有发生，新型职务犯罪逐渐增多等。
这一连串带有技术拆解色彩的报告，立即获得了各地党委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江苏、浙江、甘肃等省在上送报告后，省委书记都专门作出批示。截至年中时，各地检察机关提交的年度报告中，有领导批示的报告就超过400个。其中浙江的报告先后有6位领导作出批示。
而这正是建立报告制度的初衷——引起同级党委、人大和政府部门的重视，动员社会力量，推进贪腐的预防工作。
十大贪官落马详解
纵观2011年判刑的贪腐官员，其中10位官阶较高的贪官，他们的个人犯罪经历，也恰好覆盖了检察系统报告中列举的诸多贪腐要点。
如已被公开的案例中，四川宜宾市原副市长陈光礼、北京门头沟原副区长闫永喜、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原州长杨红卫3个，就属于典型的栽倒在工程基建领域的贪污腐败。
检方对陈光礼的指控中，明确提到他在城里综合改造项目中收受贿赂；闫永喜涉嫌在区重点工程拆迁工作中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杨红卫的经济问题之一，是在地震灾区统建房项目的招投标过程中有暗箱操作。
此外，十大贪官中的国家药监局原副局长张敬礼、广东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落马，也向世人揭开了一部分腐败的政府高官在规避风险中的新手段。
据了解，张敬礼在国家药监局任要职之余，爱好著书立说。目前能查到的其署名或并列署名的著作就有《老年急症救治手册》、《百年FDA：美国药品监管法律框架》、《维护公众健康：中国食品药品监管探索与创新》、《中国食品药品监管理论与法律实践》、《寿世补元》等。其中《寿世补元》定价高达368元。在实际操作中，张敬礼会暗示行贿者购买一定数量的图书，形成隐形的利益输送链条。
而李启红更中意于内幕交易。李启红利用自己及其亲属的账户在“公用科技”股票停牌前累计买入“公用科技”股票89.68万股，卖出后账面收益达1983万多元。在此期间，李启红及其亲属，利用从知情人士处所获得的内幕信息，炒股账面收益高达上千万元。
实际上，这些贪官中不乏风格轻飘之人。其在领导岗位上能长时间立住，也未尝不值得深思。
如杨红卫就被称为“三狂”州长（狂热追求政绩工程；狂妄，视纪律、法律为儿戏，狂欢，吸食毒品，与数十名女性有不正当关系），他曾在开会时公开吸食毒品，被公安人员发现后曾报告给有关领导。
在中纪委对张敬礼的评价中，则能看到张敬礼不仅是“天上人间”的常客，而且还指使秘书发布信息，诬告其他领导。媒体报道称，最后被查出这些信息所用IP地址为药监局内部地址。
更低阶贪官的经验，也不乏一定的反侦查技巧。如浙江省杭州市江赣区城建办原主任乔志东，是指令情妇直接出面接受包工头的贿赂，专家评论指，这样处理是因为一旦事发可以作不知情辩护。
至于在年初就被“双规”的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官方文件表述他的问题是涉嫌严重违纪。而刘志军身后，铁道部总工程师张曙光等人的贪腐情况也很快被媒体曝光，这起窝案发生在大陆高铁大跃进的背景之下，显得尤为复杂。
“4万亿”后遗症继续发酵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来袭时，中央政府推出了一项超级经济刺激计划，高达4万亿的投资放进了林林总总的大型基建工程项目。当时就有人担忧大陆会因此倒下一批贪官。去年监察部对外公布说，他们已从经济刺激计划中揪出了大批贪官。3058名官员因收受贿赂、挪用公款和其他滥用资金问题受到了处理，其中还包括几位市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观察人士的疑虑──大规模的支出，以及和刺激计划相关的房地产开发项目限制被放宽，都有可能引发长期腐败。
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以来，工程领域的贪腐已迅速成为问题官员被双规所涉及的重要指控。4万亿投资启动之后，中央陆续派出24个检查组进行监管，依然无法避免刘志军们倒下的命运。
显而易见的是，预防腐败的举措只是整个反腐链条当中的最前端。而作为一种国家建设中的“发展病”，在缺乏有效监督，经济环境有相对宽松的情况下，围绕基建、拆迁等实体工程伴生而来的腐败风险，也似乎难以规避。